近20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发展 ——以手工艺类为考察对象 2020-06-01

传承人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和关键,了解其社会身份和传习意愿,有助于厘清学术界关于传承人群的争议。经过近20年的努力,传承人群中涌现出"景漂""宜漂"等新面孔;传习方式从传统模式逐渐发展成混合模式,手工艺类代表性传承人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基本可以缓解。当前传承人群的传习意愿受经济因素、保守文化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达到非遗事业发展的要求,传承人群研习培训提高了传承人群的传习意愿和传习水平。但是,对于研习培训可能伤及民间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也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推广策略探究^① 2020-06-01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生是中医药文化新时代的传承者和后继人才。为了推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该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现状,发现人们对中医药非遗的认知存在渠道少、关注度低等问题,显示出当前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必要性,从而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究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推广的思路与策略。

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探析^* 2020-06-01

目前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运河非遗保护形势严峻、运河非遗旅游开发层次较低、各自为政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大力开发运河非遗体验旅游项目,积极推进运河非遗旅游开发的区域联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责任探究——以“坡芽歌书”为例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云南富宁壮族地区的"坡芽歌书"属于最具"活化石"特点的非遗文化种类。现实中,各种外力的驱使模糊了传承的目的和方向,本土教育积极跟进但取向迷茫。由于内生机制不健全,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导致美好的传承意愿与实际的教育效果之间存在反差。第一,在教育目的上,未能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育人之间的矛盾;第二,在教育内容设计上,学生经验与课程内容明显脱节;第三,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工具化和指标化的取向;第四,学校教育环境已然脱离了本真的族群生活。个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本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潜在的典型冲突。借助教育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厘清非遗教育在人与文化间的角色,以及非遗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更好地担当非遗文化教育传承责任的理性出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化的实践原则与方法 ——以广东广播电视台非遗影像节目为例 2020-06-01

在中国近二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中,从电视到新媒体的影像制作人和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但学界对此尚缺乏实操性研究。本文以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节目为案例,对非遗影像化的伦理原则、内容形式和方法技术进行探讨。非遗影像节目必须在保证环境、人物、事物这三个非遗核心要素真实性呈现的基础上,突破专题片、纪录片的单一形式,遵循非遗项目的本质特性,进行专题片、纪录片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的探索以及综艺、晚会等节目类型的拓展,并且精准地选取精到的非遗材料、用精美的方式加以展示,实现非遗与影像的有机融合。

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解构与重构研究 ——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 2020-06-01

文章以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空间三元辩证法对大运河江苏段进行了空间解构与重构,从"空间实践"角度研究其世界遗产区、遗产点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再现"是从政府、开发商两个角度进行揭示,政府为空间生产的规划者、协调者,开发商进一步推进了空间的更新演变;"再现空间"则从沿岸居民和旅游者两方面进行剖析,大运河江苏段开发需要保护沿岸居民的利益,同时,旅游者作为大运河江苏段空间的使用者,可以对旅游区进行空间生产。利用空间三维辩证法对大运河江苏段的空间生产机制进行解析,突出大运河江苏段"千年运河江苏原点"的精神符号,以期改善并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抑制遗产地空间商业化氛围,使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的现象得到改善。

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的有机整合探讨 2020-06-01

我国具有着浓郁的文化底蕴,使得民间传统文化得到积累和沉淀,散发出强烈的文化艺术魅力.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繁盛多样,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良好的保护与继承成为一大重点探讨问题.如今,群众文化的地位逐渐上升,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应当加强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联性,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群众文化的影响力.鉴于这种情况,本文针对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提出在相关参考建议.

数字化之下的非遗保护策略 2020-06-0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通过相关概念的梳理,分析了当前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并从专业人才培养、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引入数字化标准、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档案等方面提出改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