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非遗战略及其传播现象 2020-06-01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囿于应用策略,忽视了对非遗本体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基于对江浙皖地区部分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乡村非遗面临的三对矛盾,解读乡村非遗在新时代发展中的传承与传播状况,并引入主体视角解读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非遗战略。研究发现,当下非遗的阐释者与持有者相互分离,立场和诉求的分歧使双方对待非遗的态度难以达成统一,而原本作为非遗拥护者的村民,如今也在商业驱使下文化认同感不断消解,由此造成非遗文化在乡村脱域的现象;媒介技术环境催化了这种文化原真性的衰减,导致乡村内外陷入对非遗文化理解与认同的双重迷失;"被想象的遗产"作为消费社会的文化产品在乡村建设中大行其道,精心设计的非遗景观遮蔽了朴实厚重的乡土文明,这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初衷相背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困境与对策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 2020-06-01

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实践具有经验性意义:政府主导,建立非遗保护制度规范;社会参与,打造非遗项目市场品牌;多措并举,全域开发推动活态传承。同时,也面临普遍性困境:经济目标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传统承继与生活根基的疏离;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的冲突。三都个案提示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性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目标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依归是对人的尊重及权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路径是政府主导的多中心治理。

机遇、困局与出路：2003年《公约》框架下的非遗传承^* 2020-06-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国际文书中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非遗保护实践中,社区却遭遇如何参与的困局。在《公约》框架下"遗产化"的过程中,非遗传承获得了新的机遇,但同样也遭遇了新的问题。《公约》理想与社区、群体、个人的认知之间存在鸿沟,需要有恰当的桥梁,而知识分子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调动非遗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文化中介工作如何与国家行动区别,真正发挥社区、群体、个人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性,可以借鉴"遗产共同体"模式,进一步完善《公约》的非遗保护范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论建设尝试^*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作为工作概念被简单界定,在后续的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中被阐发出诸多属性,但是由于没有理论自觉,没有明确的学术支点,这些概括一般都是罗列的、缺乏理论性的整合。在筛选非遗概念的属性的基础上,以"非物质性"为核心对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逻辑建构,以期完成非遗概念的初步的理论整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玉露在高职校园传承与创新的研究 2020-06-01

高职院校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高职院校在非遗传承与创新中仍旧还存在一定问题,如对非遗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健全的体制机制、缺乏乏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资源库与平台等。本文为探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玉露进高职院校的推广实践方法,如开设恩施玉露选修课、开办学生社团、举办恩施玉露专题讲座等茶文化活动,分析高职院校中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玉露的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新媒体生态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文化再生产 2020-06-01

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当下持续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新媒体改变了非遗固有的生活语境,也改变了非遗的传承主体和传播渠道,同时不断创造着新的语境,形成了新的传播特色。尤其是资本理念下的非遗借助新媒体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和再生产空间,显示出更深层面的社会文化选择问题。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区域性文化空间思考 ——以西藏林芝地区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为例 2020-06-01

近些年,西藏林芝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采用生产性保护、表演性保护和博物馆保护三种模式,这也是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模式。然而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规模小,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其文化的存续空间不断压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极为严峻。对林芝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这三种非遗保护模式的利弊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人口较少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跳脱以民族为单位的保护思路,代之以区域性的文化空间为单位来进行思考,使这三种模式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文化空间的大环境当中互相促进,从而使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处在完整的活态"文化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