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2020-06-01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2020-06-0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起步较晚,在传承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上没有良好的贴合现今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传承人认定制度存在不足、权益保护程度低、退出模式存在不足等问题。基于对上述问题和现实情况的考量,应及时采取完善认定模式、创设濒危非遗传承人抢救机制、保障对传承人的有效扶持、完善传承人制度的退出机制等对策予以解决。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研究综述 2020-06-01

迄今为止,学界围绕着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探究,主要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申报评审研究、名录分类研究、名录制度反思与改进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研究、退出制度研究、保护扶持制度研究、传承人制度反思与改进研究等。相关成果较多且富有成效,有力助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特别是非遗管理制度的建设;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综合性与系统性不强、对于制度的反思与改进不足、理论建构与自主话语欠缺等问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贡献与问题皆为进一步探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改进设计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必要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反思 ——基于乡村秩序裂变语境 2020-06-01

从乡村文化秩序的裂变角度来看,传统乡村的文化传承者的存在是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人才双向循环流动机制以及乡村社会稳固的团体关系。现代社会城镇化进程带来乡村生活空间及维持秩序发生变化甚至解体,乡村文化精英或技术精英所赖以生存的"旧"团体关系瓦解,部分民间精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方式纳入新构建的体系里。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工作完成了技术层面的构建,在文化认同、价值认定上并没有形成有固定内核的群体组织。对此,应从乡村文化角度出发,自下而上看待认定程序,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

保护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传承的智力成果和文化财富,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但一直被排除于知识产权制度之外,没有保护到位。我国乡村中拥有丰富的非遗。

“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列入标准研究* 2020-06-01

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大多数缔约国相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在列入名录的标准方面侧重于强调传统文化实践在历史、审美、技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大认同"的意义;而大多数缔约国的列入标准更多地体现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遗的定义,以及申报教科文组织两类非遗名录需满足的标准的导向,突出的是以社区为中心,尊重社区各项权利的伦理维度。从更好地履行《公约》义务和推动国内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当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改进可以参照《公约》的宗旨和精神来讨论与修改列入名录的标准,在评审时充分吸取社区代表和民间社团组织的意见,并在政府主导的名录制度之外探索多样化,即多种发起方的非遗普查和非遗名录制定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新论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供给相对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92个指导性案例中,涉及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3个,彰显司法需求的旺盛。但指导性案例是司法裁判的非正式法源,援用率低。地方性法规虽是司法裁判的正式法源,由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狭窄,司法适用性不强。在技术层面上,案例指导制度和地方立法具有互补性,指导性案例确立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实现转化。

21世纪以来景德镇陶瓷“非遗”制度探讨 2020-06-01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千年瓷都,拥有着丰富的陶瓷文化基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6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一直是个热点,政府建立了从国家层面到省、市级的多层次的政策,以指导"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但是仍存在着不少问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系统梳理了"非遗"的相关政策及发展脉络,总结了景德镇"非遗"传承制度实施情况,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