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以地方立法权下放后的非省级地区为例 2020-06-01

2000年5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标志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立法保护的大门开启。2015年地方立法权的下放,使得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发展。借助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从立法权下放后的非遗保护立法背景、立法的时空分布、文本形式和内容差异等方面,对已经批准通过的17部非省级地方非物质遗产保护法规进行分析,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地区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提供参考。

“ZHI艺”平台：打造绚丽的非遗数字化展示空间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别于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的表演、制作的过程是非遗项目的主体,也是展示与传播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更好地打造非遗展示空间,全方位向公众展示与传播非遗的文化内核,是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工作者们不断探索的议题。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非遗保护传承需要的日益迫切,传统博物馆和实体展示空间,已经不能满足非遗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的要求。数字化展示方式利用现代数字视听与交互传播方式展示传承人的传习状态,无需打破传承人正常生产生活,即可将非遗的表现形态与内在魅力传达给参观者。当下,越来越多可视化媒介、体验性展示以及"虚拟+现实"的场景,在非遗展示中被不断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资源建设研究^* 2020-06-01

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口述档案的概念基础上,分析了利用口述档案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考虑到“非遗”的地域性特征以及中国的具体文化实际,建议在充分调动地方档案馆主动性的基础上,由国家档案馆或档案学会牵头,按专题分类分级建立全国性“非遗口述档案”资源网络,形成统一业务规范,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口述档案的利用。而对相关国际公约和法律条款及保护机制的分析,无疑为非遗口述档案资源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参考文献19。

刍议新时代下非遗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2020-06-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1] 近年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部分优秀的非遗项目由于保护和传播不及时,正面临着逐渐萎缩的危险。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纪录片具有记录、保存、传播的功能和形象、科学、可信度高的优势,是新时代非遗保护和传播的有效手段,应该担当起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本文结合纪录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点和功能,探讨纪录片保护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扬州、台北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与合作研究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扬州、台北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扬州、台北两地的非遗文化产业在发展依托、发展过程、发展途径及特征方面的差异进行理论分析,加强两地传统非遗文化产业合作交流,形成具有实操性的两地非遗文化产业合作模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交流加强两地情谊交流,通过全面促成和强化两地文化沟通与协作,协同承接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一条扬州、台北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路径。

道州龙船信仰习俗“非遗化”调查研究 2020-06-01

湖南道州龙船信仰习俗本是源于先民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在当代大力开发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背景下,道州龙船信仰习俗逐渐走向合法化,其现代传承是由政府、地方精英与当地民众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当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信仰文化“非遗化”,并成为市场资源时,民间信仰也面临着不断被国家政治、地方力量以及现代学术等加以干预、建构的情况,民间信仰的“非遗化”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电视纪录片《侗族大歌》探寻侗戏非遗的多维价值 2020-06-01

非遗类电视纪录片是以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实践目标,以纪录片特有的镜头语言和影像风格将非遗文化的历史脉络、文化情怀和美学意蕴直观地呈现给观众,最终唤起观众对非遗文化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1]。《侗族大歌》是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五洲传播公司联合出品的侗族音乐舞蹈类非遗电视纪录片,该剧从歌师潘萨银花教村寨里的人唱侗歌、跳侗舞开始,邀请国家级侗戏代表性传承人杨开元教授为学术总顾问,通过侗族音乐舞蹈非遗项目传承人个人形象与内心的刻画,全景式展现了人与人、人与侗戏、侗戏与社会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让观众真切地领悟到侗族音乐舞蹈非遗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在侗族音乐舞蹈非遗文化自省中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哲思。

“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2020-06-01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