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在我国各地、各民族，以及在各领域中，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非遗是一项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重大意义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不仅日益深入人心，还使各族人民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自觉地、热心地投身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这是时代的赐予，也是非遗的幸运。

      今天，我们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不是悬在空中的虚无飘渺的概念，也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者在会议当中的号召和宣示，更不是仅仅体现为“传承人活动”的个体行为；而是落在实地、充满生机，活在广大民众和整个社会群体心中和手上、历久而弥新、通过无数鲜明多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

      下面我想和大家共同讨论三个问题，就这三个问题向各位请益。严格的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亲自经历过、实践过、或者是筹划过、领导过、指挥过的实际活动。

      第一个问题想说文化的流动性和整体性；第二个想说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物”到“非物”，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是人；第三个问题，谈非遗的当代性。

      文化的流动性和整体性

      这是我们大家十分明白的两个概念，我们大家也常常这样宣讲，但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又常常被我们忽略。文化不是凝固的，它的进程像一条河，是流动的，或者说，是演进的。这种流动，既是时间向度的流动，也是空间向度的流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范畴中间的一个门类，更是流动的。从时间的角度看，我举一个假想的例子：如果我今天拖着一条长长的几乎到腰的辫子、穿上长袍马褂走到街上。理智一点的人会说，这个演员没卸妆就从舞台跑到街上来了；另外一些人就会远远的躲开我，说我是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些人会荒诞地开玩笑说，是百十多年前的一口棺材，盖子没关严，一个死尸活蹦乱跳地从棺材里钻出来。服饰习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其他的习惯，也差不多是如此。

     所以说，那种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是保持原汁原味，只能是呈现原生态，否则就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保护。所谓原生态，我想大约有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发生时的状态，一种是我们现在可以回忆和建构的某一个时段的状态，第三种就是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所呈现的状态。当谈论保护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也不可能把他限制在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而不准许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演进，正像我们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所表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我们与自然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通过这种不断创造和再创造才呈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凝固的、不变的、只保护其存在于某一时段的样态的想法和做法，都违背它自身的本质和规律。

      同样的，非遗在空间上也是流动的。这种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的交流、影响和借鉴，是人类文化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如果不是这样，大运河的开凿和它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丝绸之路以及三宝太监七下西洋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贡献，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在保护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工作，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以项目为抓手，但应该看到它绝不是解构性的对象。它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当中，是以整体的状态存在着的；相互之间，是有机的关联着的。孤立的、割裂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种保护和传承也是难以奏效的。一旦被割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就会人为的改变了它的性质内涵和社会功能。一种仪式，如果抛开它的人群的观念和时代的背景，它就仅仅剩下了空洞的繁琐的形式，那种保护既没有意义，也不能长久。整体思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应该很好地创造性地继承这种思维方法。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物到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人

      国际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关注“物”到“非物”的过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可以说，保护的都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年，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虽然这个名录已经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然是“物”的影像、物的记录，物的描写，仍然不是“非物”的本身，如“样式雷”建筑图档。直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才通过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现了真正意义的非遗保护。刚才所说的“样式雷”建筑图档，才有了工匠智慧和技能的实际体现，这才是应该保护的人的实际活动。

      进入21世纪，随着非遗保护和传承问题的提出，从“物”到“非物”的文化遗产观念变迁，以及我们对非遗基本特性和保护方略认知的不断深化，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当然，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也不能完全忽视“物”对于“非物”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社会共同推动了传承人群体的手艺的传承和保护，如果大家都不关心“物”，非遗传承人的实践活动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市场，这些非遗项目也就没意义了，也就不能持久存在了。

      这里我想强调地说，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现”和非遗传承人的“发现”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贡献。

      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传承者。不过，在非遗与传承主体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约略的大致分作两类传承人：有些门类的非遗表现形式，比如传统习俗、节庆活动等，是全民参与、全民传承的，是大家共同的生活方式，人人都是传承人。但是有些门类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主体并非是社会全体成员，比如传统手工艺的技能是掌握在一部分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人手里的，全社会所有成员通过这些工匠的非遗活动的“物化”的成品，来欣赏和分享这份文化遗产。所以，全部的社会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保护和传承大军当中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

       近20年，特别指出，作为传承主体的传承人问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核心问题。过去历朝历代，对民间的手艺人不曾有过特别的尊重，讲故事的人、演唱史诗的人大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不被历史所关注。我们称赞那些手艺人，称赞那些非遗传承者的智慧和技艺，只是赞叹其成果的美妙绝伦，但不知他们究竟是谁。过去通常珍惜的是物，并不特别关注传承者和他的智慧和手艺。所以，今天“传承人”概念的提出和实际尊崇，是找到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根。在这一保护过程中，传承人有了荣誉感和自豪感，建立起了文化自信，甚至有了责任担当。作为传承主体，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他们的技艺和智慧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在这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公产意识”和“契约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个人的发明发现不同，它是历史无数代智慧和技能的总汇。工匠们把它看成是集体的财富，历史的财富，这种公产意识使他们认为这是一代一代的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不是私产，所以加深了珍惜热爱的情感和保护的责任。他们申请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实际上是向历史和整个社会立下誓言，签下契约。遵守自己的诺言，严格执行契约，是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

     说到这个题目，有时会觉得，把遗产和当代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好像很矛盾，谈起来也许会让人感到尴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传承，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饱含着以往时代历史的因素，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承认而且毫不含糊断定的事实。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当代性认识不足。应该说，它不仅仅是昨天的历史现象，它更是我们当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性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活跃于当下的重要内涵因素。正月里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是自古就有的传统，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而这种生活现实当然会受到今天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各种条件的影响。今天由于人口流动的规模远远大于以往，迁徙的距离也远远超出以往，有的儿女甚至远在异国他乡，同时信息交流的手段也与过去的历史时代截然不同，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微信拜年就成为现在相当重要的拜年方式。这就是原有习俗的当代表现，你不能说这不是拜年，其他非遗事象也有类似情况。

      以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是指它在现实生活当中仍然是积极的存在，展现着自己一定的生命力，是今天的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呈现。这种积淀着历史内涵的创造，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进行着不断的再创造，进行着另样的、既不失其历史性本质内涵又呈现出多姿多彩样态的演绎。这种再创造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丰富的多样性，反映着当下地域的和民族的、群体以及个性的、历史性以及时代性的不同特点，同时它也会为未来的演进，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合乎规律、不受到人为恣意破坏的情况下正常演进发展，是关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课题。

      从前“自在”发展着的非遗现在被“自为”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它正在开创着一个全新的非遗保护传承局面，我们记录非遗、传承非遗和传播非遗的手段都出现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变化。

      数字化技术，尤其是录音、录像正在使非遗的记录变得更加真实和完整。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的非遗都是“自生自灭”，通过口耳相传等多种方式在民间“自在”延续和流传，而少有人关注和记录这些来自民众的草根文化和生活方式。20世纪下半叶末，我们主要是靠语言和文字来解说作为过程性文化的非遗。现在，影音记录手段日益群众化和普及，一些以往难以客观描绘和忠实记录的“事象”可以得到更好的呈现。

      在非遗的传承方面，我们传统的师带徒制度还在延续。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传承手段和方式也在涌现，比如说非遗进课堂，非遗进校园等，学校通过开展相关的非遗教育课程将这些民众知识纳入正规教育体系，这样的话，一些出类拔萃的学生就可能发展成为我们下一代杰出的非遗传承人。从娃娃抓起的非遗教育正在拓充着非遗传承的路径，与过去相比，我们当前的非遗传承是在“两条腿”走路：传统的师徒制和正规学校教育并行不悖，这样的传承路径也使非遗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在年轻的一代新人身上得以更好地发挥。

      非遗的传播很重要，对非遗传承发挥着巨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许多比较重要的突破。非遗的宣传展示活动，对推动非遗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能够发挥，而且已经发挥了特别巨大的作用。非遗的传承与传播，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两个翅膀，没有有力的传播，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传承。现在的非遗公开课、非遗旅游、非遗电商购物节、非遗扶贫，以及非遗扶贫活动优秀单位和优秀个人的评选，所有这些活动都极大地拓宽了非遗的传播方式和渠道，提升了整个社会对非遗保护的关注、热爱和积极参与，提高了非遗传承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创造力，同时非遗传播也为扩大传承人队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非遗＋扶贫”。通过非遗扶贫，不仅使非遗的传承活动和传承群体日益扩大，还极大地拓展了非遗的社会功能。

      当我们在充分估价非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时候，同样要恰当地恰如其分地摆正他的地位和分量。不然，过分的逞一时之能也会把好事办得不那么好，甚至办坏。既不利于我们的当代生活的发展，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非遗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受到关注、得到彰显和赓续，这是时代赐给我们的机遇。我们会十分珍视这一时代机遇，好好地尊重和保护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恩它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的宝贵滋养。（作者/刘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