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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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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智能化传播的数字技术赋权逻辑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智能化传播的数字技术赋权特征主要体现在智能与仿真技术的运用及声音、语言和图像技术的融合两个侧面。人工智能综合利用了计算机识别、图像仿真等工具,最终形成非遗资源数据库技术赋权的智能体,它借助于成像技术,产出与非遗资源相一致的仿真场景,有效推进民众走进非遗的"内心世界"。非遗资源的数字技术赋权过程有助于压缩非遗承载者自身对数字技术认知的差距和差异,提升对非遗资源档案的处理效率,优化传统非遗资源的传播流程。因此,要对传统非遗资源进行搜集和整理,形成非遗信息的数据库,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对非遗信息进行传播和利用,从整体上对非遗资源进行改造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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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学科建设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2020-06-01
2020年12月5-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播"平台主办,北京师范大学非遗研究与发展中心、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学科建设"国际学术论坛召开。在大会主旨发言环节,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认为,现在已经形成了高校参与和非遗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应加大对非遗保护师资的培养力度,在职业院校开设非遗保护专业课程,加强高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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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困境与对策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 2020-06-01
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实践具有经验性意义:政府主导,建立非遗保护制度规范;社会参与,打造非遗项目市场品牌;多措并举,全域开发推动活态传承。同时,也面临普遍性困境:经济目标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传统承继与生活根基的疏离;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的冲突。三都个案提示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性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目标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依归是对人的尊重及权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路径是政府主导的多中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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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困局与出路:2003年《公约》框架下的非遗传承* 2020-06-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国际文书中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非遗保护实践中,社区却遭遇如何参与的困局。在《公约》框架下"遗产化"的过程中,非遗传承获得了新的机遇,但同样也遭遇了新的问题。《公约》理想与社区、群体、个人的认知之间存在鸿沟,需要有恰当的桥梁,而知识分子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调动非遗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文化中介工作如何与国家行动区别,真正发挥社区、群体、个人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性,可以借鉴"遗产共同体"模式,进一步完善《公约》的非遗保护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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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第一群体”及其生态扩展 2020-06-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常委会,针对各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在道德层面、立法层面或是商业利用层面出现的对"非遗"的滥用和不尊重等问题,于2015年审议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原则》),特别强调了社区、群体和个人在保护和传承"非遗"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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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机理 2020-06-01
老字号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文以100家中华老字号非遗研究为基础,从多维视角探究老字号非遗的生存机理,认为老字号非遗是多种文化因子互相碰撞、共同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特有的历史文化、地缘文化、家族文化、国粹文化在老字号非遗的特质形成、文脉传承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也造就了老字号非遗的独特文化标识。探究老字号非遗的生存机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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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论建设尝试* 2020-06-01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作为工作概念被简单界定,在后续的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中被阐发出诸多属性,但是由于没有理论自觉,没有明确的学术支点,这些概括一般都是罗列的、缺乏理论性的整合。在筛选非遗概念的属性的基础上,以"非物质性"为核心对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逻辑建构,以期完成非遗概念的初步的理论整合。